【新闻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人类目睹了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同步发展，地缘政治分量加重引发不少地区陷入混乱和“失序”，全球治理内在缺陷导致的治理体系进一步碎片化。各国都开始思考世界秩序的调整和重塑问题。

我们的调整是全球性的，我们的出路和解决路径也是全球性的。全球化大趋势推动人类进入世界秩序调整和交替的快车道，我们需要直面事关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挑战，寻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

一是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关系。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世界渐趋“扁平化”，加速了各国经济的相互融合和依存，地球村的形成就是形象的表述。生产要素包括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流动，给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与此同时，全球化弊端和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令人怀疑全球化究竟是福音还是魔咒。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国内部贫富差距惊人扩大；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引发“1%与99%”的社会对立；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全职就业依然比8年前危机发生时减少822000个，而且增加的就业大多是临时工作；新自由主义民主和经济模式的失败；以自贸区谈判重新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势头正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是突出的例子。

气候变化、核武器技术和材料的扩散、机器人时代的来临、新能源革命的成功、互联网 和创新经济的崭露头角，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全球化的弊端和挑战成为各国的共同难题。

二是现存世界秩序形成于联合国成立之际，70年风风雨雨，维持了总体和平与经济发展，如今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已经难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基辛格先生在其新作《世界秩序》中说：“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了种种威胁。”他断定“今天这一‘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面临诸多挑战”。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许多旧的国际规则过时了，需要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因为规则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事关各国根本利益，所以修改和制定规则的博弈将空前激烈。

伊朗核问题的“6 1”（安理会五常国和德国、欧盟）与伊朗的谈判历时十年才在不久前达成初步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更是旷日持久，成果寥寥，今年底巴黎会议能否取得突破尚难预料；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今年到期，15年来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全面达标以外，多数难言成功。而今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和MDG15周年之际需要谈成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各国“耍嘴皮子”多、实际成果少的困境如何打破，还需做出更大努力。

三是地缘政治危机的回潮，大国合作与竞争并存，但触发大国冲突的“暗礁”和“导火线”不少。

美俄围绕乌克兰危机而进入“新冷战”状态，欧洲安全框架面临散架的危险；西方近几十年来以意识形态划线积极推动“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已经造成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塌陷、政局混乱，世界秩序不稳定因素增多；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越反越恐”，中东作为“重灾区”，许多国家政治秩序荡然无存，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断扩大地盘，其思想甚至吸引了许多西方和其他国家的青年前往加入。

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东亚，也已被地缘政治博弈的阴云所笼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周边日本、菲律宾等国执意激化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中美就南海等问题的矛盾时有发生，都暴露出建立地区新安全共识和架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不扩散条约》规定的核武器国家、二十国集团（G20）核心成员，其相互关系早已不再局限于双边的范畴，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产生着重大影响。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正在做积极准备，期待推动两国关系在新世纪得以健康发展。

美国政治学者布雷默说，世界已迈入“中国的10年”，称今后10年中国影响力将在全球迅速扩展，成为不容美国忽视的重要力量。布雷默虽然将中美对立起来看，但是他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判断还是扎实的，力量消长在进入21世纪后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同意他的是把中美放在“零和”的框架内加以比较和分析。

中美能否结成命运共同体可能是21世纪上半期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它对新世界秩序的形成具有标杆性影响。由此可见，中美两国有必要跳出双边的思维模式来考虑两国关系和各自对对方的政策。

为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我们有必要以“同舟共济”的精神顺应全球化潮流，积极应对“去全球化”和全球性挑战，处理好大国关系，努力寻求经济合作新模式，积聚全球治理改革的正能量，逐步培育新的世界秩序形成所必需的国际环境：

一、需要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理念，齐心协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思想和方向的趋同和一致，就不可能有各国的携手合作。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需要新思维、新模式和新机制。

世界的进步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确保能源安全，还是减少金融风险、缩小贫富差距，都离不开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全球化使我们的地球变小了，变成了地球村，各国的命运在全球化滚滚浪潮中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各种传染病的全球性扩散危险难道还不够惊人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难道还不够恐怖吗？

中国近年来倡导建设“一带一路”，希望在与沿线国家对接各自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并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带头与五大洲近60个国家一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重大举措表明，中国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二、需要加快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步伐，避免冲突、对抗乃至战争，巩固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巩固以《核不扩散条约》为基础的全球核不扩散体系，并努力构建新的全球安全体系，确保世界的长期和平与稳定。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联合国宪章》体现的世界秩序基石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神圣的一票。在此基础上，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体现在安理会的组成上。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联合国和安理会都需要改革，但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宗旨和原则并没有过时。

也正是因为国际格局的变化，进入新世纪后中美关系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演变和互动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令人瞩目。

曾任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曾对我说，中美关系只能用“复杂”一词来描述。两国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魄力跨越古希腊和斯巴达经历的“修昔底德陷阱”，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以“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与时俱进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来指导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是历史赋予两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严峻的考验。

当今世界大国关系呈现竞争与合作、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复杂结构。在这样复杂的世界中，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唯有合作才能共赢，舍此别无他途。中美关系需要新思维，其他大国关系也是如此。

三、要以协商一致的精神来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减少和避免各自为政的“去全球化”、“碎片化”的负面冲击，以继续集聚全球化的正能量，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并使新旧秩序的逐步过渡更有序、平稳。

在贸易和投资全球一体化受阻的情况下，近年区域一体化和自贸区建设方兴未艾。区域一体化与全球一体化从本质上看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先行者和组成部分。譬如欧盟和欧元近年来的迅速发展，还有东盟、南盟、非盟等区域组织的一体化努力，再看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发展中组织的兴起，都是推动全球化均衡发展的正能量。然而，凡事都有两面。以美国竭力推动的TPP和TTIP为代表的自贸区谈判，掺杂了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人为地将区域内的国家加以区分、隔离。这样做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国际规则不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根据形势变化而作调整和修改，甚至制定新的规则，特别在经济领域。正是因为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各国相互依存大幅提升，我们在国际规则的修改和重新制定时需要提倡多商量、多磋商，尽量做到协商一致。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社会保持团结、和谐的重要保障。